张澜先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着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张澜1872年出生于四川南充，1911年发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张澜任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张澜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担任民盟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不御外侮，积极反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张澜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方，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工作，为我们党建立、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外“统战工作者”。

1933年3月，张澜出川考察，借机结识爱国志士，联系地方势力，为反蒋抗日作准备。当年夏天，他考察归来，刚到南充，听到四川地方军阀阴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内，他立即派人星夜奔赴仪陇县马鞍场红军指挥部送信，使红军有所戒备。

1935年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处派张曙时到四川，经张澜介绍给刘湘，借以开展对刘湘的统战工作，促成刘湘派代表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壮大反蒋抗日力量。随后，张澜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亦派李一氓为代表，到成都与川、康军政首脑联系。张澜受刘湘委托，同鲜英、钟体乾代表川、康方面与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并由刘湘资助一笔现金，购买食盐、布匹、西药等大宗物资，运回陕北。

“七七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派干部从陕北到四川，开展党的工作。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张澜的帮助和掩护下，很快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川北的地下组织。于江震恢复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置在张澜老家附近的小学校内，长期受到妥善的掩护。另一名党员贾子群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张澜担任了名义校长，校务交由贾子群等共产党员主持，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在张澜主持的慈善团体——成都慈惠堂，共产党员肖华清、周烈三、吴恩灼、袁观等均任重要职务，使该处成为地下党在成都的重要据点之一。周恩来还介绍共产党员杨伯恺从上海回成都，协助张澜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战工作。

1938年7月，张澜去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周恩来等中共参政员会晤，对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更加了解和拥护。当时，抗日形势险恶，投降危机严重，周恩来以张澜在西南地区的声望很高，殷切期望他能协助中共的工作，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各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群策群力，挽救危局。周恩来还指定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怡和在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同张澜密切联系。张澜不负周恩来的期望，促成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在政治上向进步方面转化，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使西南地区的民主运动得以开展，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湖南“平江惨案”，屠杀共产党人，张澜在重庆特园邀请董必武向各界民主人士报告“平江惨案”的经过，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消息，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重演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故伎，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借此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康特委做军事工作的车耀先等。董必武派潘梓年从重庆专程到成都请张澜营救；只因蒋介石蓄谋屠杀共产党人，并向地方势力施加压力，他营救无效，罗、车等同志后来壮烈牺牲。当张澜先生识破“抢米事件”的阴谋时，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他为此阴谋事件写信给蒋介石，警告蒋不要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特务的暴行才暂时有所收敛。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破坏的危险。国、共以外的各党各派为团结民主力量，有利于调解国、共之间的摩擦，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坚持团结抗日而斗争，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民盟，经各政团的推举，于危难之际，出任民盟主席。在共产党和周恩来的帮助下，他领导民盟与党配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同年11月，张澜在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提出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等十项主张，获得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此提案将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拍案大骂，下令对他进行监视。特务头子戴笠立即强租与他所寄居的特园相毗邻的康庄，布置特务，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但他毫不惧退，照常在特园召开民盟的会议，并经常在此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代表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商谈国家大事。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先后派华岗、张友渔到成都工作，张澜先生尽力协助他们，使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在西南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