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报道民进中央原主席周建人的爱国民主活动。

周建人是民进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伴随在一起。

追随长兄 参与爱国民主活动

1888年11月12日，周建人出生于浙江绍兴周家新台门，两位兄长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享有盛名。

周建人一直抱憾两件事：一是他没有赶上绍兴府学堂的考试，读中学。二是没有能像两位兄长一样外出读书，读大学。鲁迅理解弟弟的心情，鼓励他自学植物学，还特意从日本购买一些植物学书籍，寄回老家，鼓励周建人自修。

周建人受长兄鲁迅影响很大，从自学植物学，到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走上革命道路，时常得到长兄的指导和帮助。

1966年7月31日，由于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长期患病，民进中央常委会决定周建人代理民进中央主席。图为周建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辛亥革命时期，作为反清文学团体“越社”成员的周建人和鲁迅一起参加了光复绍兴的斗争，成为一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周建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印象十分深刻。他写道：“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隔江的绍兴时，人心振奋，而绍兴府和山阴、会稽两县的衙门里都慌成一团，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惶惶然好像丧家犬，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密谋对策。”

1919年，周建人和母亲随鲁迅迁居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1921年由蔡元培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并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周建人在继续从事编译工作的同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一起，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暴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知心朋友。

在商务印书馆，周建人和共产党早期成员沈雁冰（茅盾）、杨贤江等人成为知心好友。1923年，经沈雁冰介绍，周建人认识了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当时，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国，在上海筹备办上海大学，正在物色各系教员，当他得知周建人正在从事妇女运动，对生物科学很有研究时，便主动邀请他担任教员，讲述达尔文的进化论。瞿秋白学识丰富，精通外文，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启发周建人说：“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你可以看些马列的书，对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世人都把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传为美谈，却不知周建人与瞿秋白结交更早，关系颇深。

据周建人回忆，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陈云也在该馆工作，任经理部经理，两人经常见面互致问候，也比较了解。周建人对陈云善于理财的才华非常欣赏，后来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陈云理财精明，富有经济头脑，他在商务时，时常要向总经理汇报账目，六七位的数字别人用心记也记不住，他可以一口气报得清清楚楚，一点不错。”

与此同时，经沈雁冰介绍，周建人还认识了中共党员、松江女子中学校长侯绍裘，并应邀去该校演讲，宣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生消除自卑思想，勇敢投身革命。此后，周建人经常往来于上海与松江之间，有时还和沈雁冰同行，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之下，松江女中不少学生懂得了男女平等和“自身解放不靠别人靠自己，全靠努力奋斗去争取”的道理，有的还参加了革命。

鲁迅定居上海后，兄弟两人共同战斗，成了亲密战友。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鲁迅也受到监视，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和信件来往等，往往由周建人经手、转达和提供掩护，如瞿秋白给鲁迅的信就常寄给周建人请他转交。有一段时间，瞿秋白在上海有时住在鲁迅家里、有时住在周建人处、有时则住其他地方，时常转移，住址是不公开的。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在监狱里化名“林祺祥”，分别给周建人与鲁迅写了求救信，周氏兄弟急忙通过蔡元培等人展开营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瞿秋白是把周氏兄弟作为最可信赖的同志和挚友来看待的。

在鲁迅的引导下，周建人还加入了“赤色济难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参与调查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政治犯”的罪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

抗日战争时期，周建人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多次联名发表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救亡宣言。还同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团结进步人士，坚持民族解放斗争。

抨击独裁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周建人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担任编辑，从事进步文化事业。他深感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常撰文抨击国民党当局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周建人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文章，总数在百篇以上，其中很多都发表在《民主》周刊上。他既是这份刊物的编委，也是重要撰稿人。

以《民主》为阵地，周建人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逐渐聚集在马叙伦周围，以他为首，参与各项爱国民主活动。这些活动又促成了上海爱国民主力量的融合，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徐伯昕、许广平、赵朴初等一批相互熟识、常常并肩战斗的爱国民主人士拟成立一个稳定的组织共同战斗。

经过周密的筹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周建人出席了成立会议，后又被选为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自此，开始参与民进组织的联合战斗。1946年1月，周建人与马叙伦、严景耀、郑振铎等以中国促进会理事的身份，共同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提出七点建议，要求“解决一党专政，奠定民主政治”。

1946年5月5日，民进与上海多家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教师、学生等各界52个团体组织，共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周建人任理事。随后，民进联合“人团联”先后多次为争取民权民主、反对内战行动发声，如反对在上海实行“警管区制”，发起各界知名人士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周恩来等呼吁停止内战，发起“六二三”反内战大会和组织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等，周建人均参与其间。

不畏强暴 在第二条战线坚持战斗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大肆暗杀爱国民主人士。面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建立了第二条战线。周建人和民进同仁积极参与到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去。

1946年7月19日，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出电函，要求联合国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李闻惨案”。随后，周建人还参与了反对伪国大、伪宪法和改组伪政府的斗争。同年8月和10月，代表人民呼声的进步刊物《周报》《民主》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0月10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39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一文，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扼杀人民的言论自由，指出“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并呼吁“全体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人民所应有的自由的权利”。

1948年6月，周建人、郑振铎联合上海文化界人士114人发表了《正告美大使书》，指出我国的反美扶日运动“是民气昂扬、舆情激愤的具体表现，完全合情合理”，他们正告司徒雷登：我国的“独立主权不容任何人侵犯，爱国自由不容任何人干涉”！

强权和暴行非但没有吓退周建人，反而使他更坚定了对光明的向往。1948年4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周建人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艾寒松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遵照党的指示，为了有利于他在国统区的活动和斗争，周建人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知道。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建人一家自上海转天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随后，周建人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建立一个独立、富强、自由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