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撰写了大量进步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章在李大钊生前一直没有结集出版。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他的侄子李兆瑞（后改名李乐光）开始收集李大钊的遗稿，经过几年辛勤工作，编成文集四卷。但此时的北平特务密布，李兆瑞的行动已不太自由，于是文集就被李兆瑞交到了友人手上保存。几经辗转，1933年4月，在上海从事新闻出版的曹聚仁表示其群众图书公司愿意出版这部文集，同时曹聚仁还专门致信鲁迅，请他为李大钊作序。鲁迅并没有忘怀李大钊这位“诚实，谦和，不多说话”的老战友。在《新青年》时代，鲁迅和李大钊就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不仅常常在《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会议上共同研究怎样对敌斗争，并且还有书信往来。鲁迅评价李大钊，“《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1926年，李大钊直接领导和参加了“三·一八”革命斗争，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面对敌人的屠刀，鲁迅针锋相对地揭露了敌人的卑劣凶残，旗帜鲜明地痛斥所谓“讨赤”的谰言。鲁迅很快就给曹聚仁回信：“惠函收到。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着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迟罢。”鲁迅信守诺言，当月就写好寄给曹聚仁。曹聚仁即将《<守常文集>题记》这篇文章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鲁迅还提醒曹聚仁，书稿送审国民党反动当局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我以为不如不审，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如果送审，“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但曹聚仁很乐观，认为李大钊死在国民党“清党”之前，那时还在国民党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应该不是问题。结果证明，曹聚仁想得天真了，尽管鲁迅等人都做了最大努力，《守常文集》最终还是胎死腹中。值得庆幸的是，鲁迅写的《<守常文集>题记》提前在《涛声》发表，1933年底又编入鲁迅的《南腔北调集》。鲁迅还在文末写了如下一段附记：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这里的“Ｔ先生”是指曹聚仁，“Ｇ书局”是指群众图书公司，“Ｃ书局”是指商务印书馆。     直到1939年，《守常全集》终于由北新书局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此时，鲁迅也已经逝世3年了。但《守常全集》刚一出版，就遭到租界反动当局的查禁，只有少量被人购得。上海解放后，《守常文集》才得以重新出版。1959年，经过多年的增补、编辑，《李大钊选集》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李大钊着作的出版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鲁迅不顾个人安危欣然写序，高度赞颂李大钊，“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他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表现了他对老战友的真挚情谊和崇敬心情。至于附记中鲁迅说自己“孟浪”，绝不是后悔为李大钊遗作写序，而是表达了他对《守常全集》出版受阻的不满与反讽。